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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虐童案件的法律分析
发布日期:2019-10-04 23:56   来源:未知   阅读:

  近几年,一系列“虐童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地发生的幼儿园虐童事件使幼儿深受其害。最近发生的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更是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天怒人怨”。虐童不仅会对幼儿身体产生伤害,还会对幼儿的心理产生极大的影响,最终可能导致社会问题。虐童让我们每个人都很痛心,甚至愤恨,但事后情绪化的谴责、声讨与追责,却难以解决虐童频发的事实。因此必须重视预防,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建立与完善相关事前的保护机制。

  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2017年11月8日,两段携程亲子园教师打孩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显示,教师除了殴打孩子,还强喂幼儿疑似芥末物,引发无数网友的愤慨。11月9日上午,上海市长宁公安分局曾就“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发布通报称,3名亲子园工作人员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11月14日,携程向内部全体员工发布一封邮件,公布目前携程亲子园虐童案最新进展:园方主要责任人已被刑拘,两名携程公司高层已停职。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2017年11月23日,媒体报道了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疑似虐童事件,多名幼儿家长反映老师对学生扎针、喂药片,且身上有针眼。一时间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2017年11月26日晚,北京警方就该幼儿园幼儿疑似遭针扎、被喂药一事进行了通报,涉嫌虐童的幼儿园教师刘某某被刑拘。11月29日,红黄蓝教育机构针对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件发布道歉信。

  虐童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但最后的处罚往往都因无法可依或不了了之或行政处罚了事,其后果是虐童案频发,这折射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周,对虐童行为责任追究不利,因此,本文的分析重点聚焦于虐童行为的法律分析。

  我国《刑法》并没有“虐童罪”这一罪名,相关儿童权益的刑法保护措施散见于具体罪名中。因虐童行为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考虑在刑法的范围内对加害人进行更严厉的惩戒,以维护社会的公正。针对单纯的虐童行为而言,在我国的刑法中主要涉及以下罪名:

  我国《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实践中,对于虐待的形式,多理解为“打骂、谩骂、侮辱、冻饿、有病不治、有饭不给吃、强迫做超体力劳动、随意禁闭等硬暴力或软暴力的方式,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折磨和摧残,使其身心遭受巨大创伤的行为”。但是,虽然法律对虐待罪作了明确的刑罚规定,由于该罪属于亲告罪,只有亲自告诉有关机关才会处理,儿童即使受到了虐待,由于心智发展的不成熟,不可能向有关机关告发自己受到了家人的虐待。因此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十八条修改为:“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对虐待罪条款进行完善。

  当然,虐待罪产生于家庭之中,而传统观念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外人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民警也往往不敢动用什么让人闻风丧胆的霹雳手段;而受虐者或受“家丑不可外扬”心态的影响,或迫于施虐者的淫威不敢吱声。这就使得相当多时间内,法院想管也管不了。

  媒体曝光的虐童事件,目前对幼儿教师出现的虐待儿童行为,很少适用刑法“虐待罪”的规定。因为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其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必须是共同生活的同一家庭的成员,并不是专门针对儿童的一项罪名,也因此本罪没有充分发挥出对儿童这一的保护价值,目前仍然还有很多生父母虐待自己儿女的事实存在,甚至有儿童最终被活活打死的悲剧见诸报端。如何在家庭这样一个相对隐秘的空间建立起儿童保护制度,这才是问题所在。

  案例简述:2015年,吉林四平红黄蓝幼儿园曾发生一起虐童案件,涉案的四名教师后以虐待被监护人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的证据,一个是被害儿童家长的报案记录,一个是医院的鉴定证明,就是出诊记录,还有一个就是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以及本案被告的供述,这四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四名被告人身为幼儿教师,多次采用扎刺、恐吓等手段虐待被监护幼儿,情节恶劣,其行为均构成虐待被监护人罪。一审判处王璐、孙艳华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判处王玉皎、宋瑞琪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这四人随后提出上诉,2016年12月底,四平市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基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九条对虐待罪又增加如下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刑法修正案(九)》扩大了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有利于对虐童行为进行合理地评价与制裁。因此,对于教师、幼师等对儿童有看管和教养义务的人出现了虐待儿童的行为,应区别情形分别处理:一是正确区分虐待犯罪与一般虐待行为的关系。虐待入罪需要达到相应的危害程度,施虐者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才应启动刑事法律的追责程序。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出于管理、教育目的对孩子们的责罚行为,危害结果较为轻微,属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侵害行为,对加害人可以适用岗位纪律或《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施虐者进行必要的制裁,如警告、罚款、辞退或治安拘留等等;二是对于虐童行为“情节恶劣的”。例如虐待儿童较为严重达到轻伤后果的,因虐待激起民愤等情形,则应适用刑九修正案十九条的规定,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进行制裁,对施虐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但是,除了取证难以外,对幼童被虐处罚轻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实践中,许多虐待儿童的事件并没有被曝光,即使被发现了,因为报案不及时、没有留下照片证据等因素,也多是适用第一种处罚措施,制裁效果有限。因此本文认为,鉴于此种案件社会影响极大,此罪所侵犯的客体,不仅仅是被监护人、看护人的人身权利,还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因此建议将本罪的法定最高刑再提高,从最高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最高五年,并将加重情节的法定刑提高到三年至七年,目的就是为了对于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和精神健康的虐待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以最大程度的威慑可能出现的虐待儿童的行为。

  南京虐童案:2015年4月2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接到辖区某学校老师反映,称该校学生施某某(男,9岁)身上有多处表皮伤,怀疑系遭其养母殴打所致。警方开展调查工作,将其养母李征琴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刑事拘留,后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就此案举行审查逮捕听证会。9月28日至30日,南京虐童案开庭审理,南京浦口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李征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10月10日,李征琴以此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为由,提起上诉。11月20日,南京浦口虐童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李征琴上诉,维持原判。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能否成立本罪,必须以给人造成伤害为前提。在司法审判中,给人造成伤害指的则是达到轻伤以上。根据最高法等五部门于2014年公布施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诸如牙齿脱落或者折断2枚以上、缺失半个指节等情形才可能构成“轻伤”。目前司法实践中,即便针对幼童,也依然是同样的认定标准。

  一般来说,凡损伤能对人体造成伤害,例如对器官有所影响,但是可以治疗且治疗对人体无风险的,可判定为轻伤;而若是仅仅使人体引起一定的小小的反应,我们可以自己调整和修复的,那就是轻微伤了。就如南京虐童案中受害儿童小虎挫伤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 10%,已经属轻伤一级,已经足以对其养母判处故意伤害罪了,最终的结果也是被告人李征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问题在于,幼童身上因被针扎留下诸多针孔,能否被认定“受伤”?是属于“轻伤”还是“轻微伤”?这往往很难判断,实践中虐童类案件认定故意伤害罪是非常少的,也说明此类案件故意伤害罪的适用局限性很大。因此,认定儿童‘生理伤害’的标准应该低于成年人,因为同样的伤害对儿童带来的痛苦程度是远远高于成人,如果对儿童的伤害认定标准和成年人一样,对儿童而言是不公平的。

  此外,一些虐待儿童的行为,对儿童身体的伤害可能并没有达到轻伤的程度,但性质较为恶劣,虐待形式极为变态,对儿童心理健康带来了严重的摧残,而且儿童遭受的心理伤害往往比生理伤害更持久、更难愈合,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得不到正确评价,这就导致了施虐者并不能受到本罪的刑罚制裁,因而无法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刑法的威慑效果。

  正如台湾自杀的美女作家林奕含受困于未成年时的性侵一样,很多被侵害的儿童心理问题会有一个潜伏期,一旦爆发出来,会走向自闭、抑郁、自残自伤,有的甚至转而变成加害人。因而虐待儿童入罪的两个“标准”亟待改变,必须降低幼童伤害认定标准,并加大制裁力度,遏制社会中屡禁不止的虐童事件。比如对儿童的性侵,它与成年人的强奸是不同的,它是根据儿童的认知水平和社会行为能力特点来界定的,因此,应该设置出来一个与成年人强奸罪分离的“儿童性侵罪”,以便更好地鉴别和打击性侵儿童的行为。

  刑八修正案第四十二条将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修改为:“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提到寻衅滋事罪,人们往往将其与打架斗殴相提并论,却很少有人联想到虐待儿童。这里提起这个罪名,是因为联想到2012年的蓝孔雀幼儿园虐童事件:拉扯男童耳朵离地高达20厘米、把学生丢到垃圾桶、看哪个孩子不听话,就用胶带纸把他的嘴巴封住……温岭蓝孔雀幼儿园老师颜艳红觉得这样做,很有乐趣,并把这些拍成700多张照片,放在自己的空间里。相比南京虐童案,蓝孔雀事件应该更能引起我们的愤恨,而据她交代,这仅仅是为了发泄她心中的情绪!2012年10月25日,温岭市公安局专案组经过连夜调查后作出处理:颜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另一名参与拍照的女教师童某,因寻衅滋事被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最后,颜某在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日后无罪释放,此案不了了之。《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家庭成员”的限制使得“虐待罪”不能成立,轻伤的限制也无法适用“故意伤害罪”,这导致大量非家庭关系成员之间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行为逃避了刑事制裁,定“寻衅滋事”也是迫不得已。

  颜艳红被判定为不构成犯罪,引起广泛关注,也引发了是否需要单独设立“虐童罪”的争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等认为不需要新设立”虐童罪“,只要严格执法、加重处罚,现行法律足以惩罚恶意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刘晓原律师等认为当前我国在应对虐童事件中应对不足,儿童群体特殊,如不特殊保护,对他们伤害深远。本文认为,由于现实的复杂性、法律相对的滞后性以及规定不足等因素,给虐童行为定性在刑法理论和实务中都会遇到难以认定的问题。增设虐童罪无论对于顺应群众的呼声,亦或是接轨世界顺应刑法进步的潮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虐待儿童这一社会性质恶劣的行为必须通过制定专门的刑法罪名才能够很好地打击和惩处。

  除却前面情形之外,还有诸如 “雇佣童工从事危险劳动罪”、“猥亵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等罪名。这些罪名都有各自严格的适用条件,是针对某一损害儿童特定权益类型的违法行为的,且门槛比较高,只有当普通的虐童行为与之产生交集时,才有可能适用。对于这类施虐者,则可以直接根据刑法规定的相应罪名进行惩戒。例如,在虐待儿童的过程中,如果是以长期的拘禁手段进行施虐的,则可以直接对施虐者适用“非法拘禁罪”加以惩罚;如果在虐待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谩骂、侮辱等行为对儿童进行虐待的,则可以适用“侮辱罪”对施虐者进行惩罚。此外,实践中还有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如“童丐”问题等,行为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虐待儿童,迫使受虐儿童为其行乞的行为也可构成“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当然,通常情况下,虐童行为只能在这些罪名的定罪量刑上,作为犯罪情节的参考要件,对具体量刑的尺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普通的虐童行为却往往被忽视,难以得到刑法规制。

  中国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规定有很多,体现在《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收养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中,但是对于“什么是虐待儿童”,法律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定性,法律规定往往很难落到实处。

  2001 年《婚姻法》第三条明确禁止家庭暴力,有“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等明确规定。《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中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生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婚姻法》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予以劝阻、调解。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第六十三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

  可以看出,《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条只有原则性倡议而缺乏具体操作性,虐童事件频发凸显其地位的尴尬。

  1992 年 4 月 1 日,《儿童权利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并于同年明确提出“儿童优先”原则。儿童的权益的实现,不仅是靠着法律限制他人的犯罪行为,为儿童设立单独有保障的权益机构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为幼儿成立专门的问题处理机构。认为我国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独立的儿童法律援助制度;并建立儿童法律援助基金,为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并对急需医疗等救助的儿童提供帮助。

  我国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尽快建立有效的“虐童”防控体系和救助体系。姚献军在他的研究中明确表明我国目前没有国家一级的儿童保护机构,但可以整合社会资源,利用社会力量成立专门的儿童虐待防治机构,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来应对。

  按照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的成立必须符合收养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对于欠缺法定要件的收养关系称为民间收养。民间收养关系不规范为虐童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还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被收养人的户口、健康、安全、入学、就业,以及收养人将来的赡养等合法权益难以保障,损害收养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产生拐卖儿童、恶势力控制残疾儿童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等。

  收养法存在的问题在于,一是关于收养实质要件规定缺乏全面性,被收养人的范围限定过于狭窄。收养法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排除在被收养人范围之外,导致这部分被收养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二是对收养人的收养能力无明确规定。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否对收养人及其家庭情况进行过详细的调查?收养人或其家庭成员是否患有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是否有过“虐待史”?这些问题的存在,难以保证被收养人健康成长;三是收养程序存在严重缺陷,不仅需提交的证明材料繁多,且由不同部门出具,导致收养人办理收养非常困难,而且审查内容流于形式,孩子被收养后我们又是否进行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和意见反馈呢?显然这种审查在实践中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法律体系的不健全,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制度、人力、财力安排上的投入不足,造成儿童被虐待的情况持续加剧,而那些违法的父母却依然逍遥法外,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成了一纸空文。

  学者安芳华把儿童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中的领导者和成年人,使用其影响力进行威胁或者使用肢体力量对儿童造成生理伤害的行为。这些伤害主要包括忽视、身体伤害、心理伤害、等。

  2015 年 12月 27 日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对保护儿童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这条规定建立了儿童保护的报告制度。但问题在于,传统中,我们把打孩子当作是一种教育手段,认为这是合理的,如果没有社会共识,法律落实就不一定能到位;而且,报警后,执法人员面对家庭暴力,是否具备足够的执法意愿和能力,如果没有经过训练或具备处理此类问题的能力,出警后也有可能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反对家暴尤其是针对儿童的家暴,《反家庭暴力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强制力度还不够,因为法律条文中用的词语大多为“可以”和“应该”,而若不报告也并没有什么惩罚措施。这就好比把我们的习惯写入了法律,但还没开始走上实用的道路。

  无论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对儿童伤害,没有全面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要真正保护孩子孩子,立法上还需要有针对性地立法,使其更具操作性。

  2015年,10岁女孩小玲的父亲邵某经常殴打、虐待小玲,甚至对其实施强奸、猥亵等行为,小玲母亲也对其不闻不问。后当地民政局向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受害女孩父母的监护权,由民政局享有监护权。铜山区人民法院支持了其诉讼请求。该案件成为“撤销监护权第一案”,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公布,也被写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6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2起因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典型案例。

  关于监护权问题,《民法通则》第二十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有规定“撤销监护权人资格”的条款,但却规定得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实务中,“有关人员或有关单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等字眼都比较笼统模糊,甚至到法院起诉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起诉主体的困难,法院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处理这类案件也极其谨慎。

  “哪些情形”可以提起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之诉? 《民法总则》第三十六条概括为三种情形:(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进一步细化为,被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一)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二)将未成年人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危险,经教育不改的;(三)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六个月以上,导致未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活无着的;(四)有吸毒、赌博、长期酗酒等恶习无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因服刑等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处于困境或者危险状态的;(五)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三次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六)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情节恶劣的;(七)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未成年人并不是他们父母的私有财产,可以关起门来任凭处置,他们享有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民事权利保障。如果他们的父母不履行或无法正确履行其监护职责,那么国家机关在在追究其父母法律责任的同时,也会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将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交由民政局或其他组织来承担,进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作了规定。

  儿童在幼儿园等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除非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最高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则规定,雇员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便雇员的行为超出雇主的授权或指示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仍应认定为从事该雇佣活动。所以,幼师为了管教儿童而针扎的行为,应当由幼儿园担责。从《合同法》角度看,家长和幼儿园之间有一个妥善看护儿童的服务合同关系,孩子被扎了,收到了人身伤害,幼儿园显然构成违约责任,产生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问题,家长可以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

  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不仅限于医疗费等直接损失,而且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吉林四平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件民事判决的结果,就是所有被害儿童每个人都得到了三万元的精神抚慰金。

  此外,中国早教服务商红黄蓝公司是在美国纽约上市的上市公司,11月底它刚刚公布了第三季度财务报表,118论坛神童网,净盈利从去年同期的220万美元涨到了380万美元,其股票可能会大涨。这真是一个讽刺!虽然虐童丑闻已被证实,但正如红黄蓝高管在警方通报前向机构投资者预测的,此事被定性为一个22岁的大孩子对小孩子们实施的孤立恶行。因虐童被抓的人,既没有就因传播相关信息而被抓的人多,也没有被立案的教育部门官员多。若警方继续恢复监控硬盘数据的过程中,没有新发现,此事就如一些媒体所说,已经调查结案,那对红黄蓝的冲击将是非常小的。反之,如果其在国内上市,因为虐童丑闻导致其股价大跌,使得中国股民损失惨重,股民,是否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其赔偿股民损失呢?此问题颇值得研究。

  记者注意到,在类似幼童遭遇侵害的案件中,幼童往往表述不清,家长发现侵害时又往往距侵害发生时间较长,这就给执法机关办案取证带来困难。在司法实践中,该如何破解此类案件的“取证难、处罚轻”难题?

  据报道,涉嫌被侵害幼童所在班级的家长们,现在最迫切的想法是查看幼儿园的监控,但查看监控录像的请求,有的被园方拒绝了:幼儿园说只有警察陪同才能查看,平时的监控录像是给园长看的,家长不能看。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品新教授表示,幼儿园是孩子们的公共活动场所,孩子家长作为监护人理应有权查看孩子日常受护理、教育的情况。只要家长承诺不随意在网上发布录像,不侵害其他幼童、老师的肖像权,就应该有权查看相关监控录像。幼儿园方面拒绝提供监控录像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园方占有了证据——监控录像,如其拒绝提供,或者提供录像不完整、有瑕疵,都应在诉讼中承担不利后果。他进一步表示:“涉事的幼儿园、相关教育主管部门,都有责任说明,为防止幼童遭受侵害,曾经采取过哪些有效措施。”

  据报道,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2岁7个月的小男孩月月告诉奶奶和爸爸妈妈,说睡觉时老师会给他喂白色药片,“不用配水就喝了,不苦,每天都吃”。还有的孩子表述了其他被侵害的情节……问题是,3岁左右的幼童,其认知能力、表述能力有限,他们的言辞,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有证明力?

  根据我国刑诉法、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只要幼童能清楚、有逻辑地表述相关情况,他就可以对自己知晓的情况为自己、为他人作证。幼童的表述,无论是被害人陈述还是证人证言,宏观上讲,只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就具有证明力。在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方面的禁止性规定。而且不仅幼童自己的陈述有证明力,他向家人的陈述事后由家人来转述,也依然有证明力。当然,因为幼童的认知能力有限,心智没有完全发育,其言辞的证明力不能完全按照成人的标准来看待,要结合全案证据来综合判断。

  针对幼童取证时关注几个方面:其一,合适成年人在场,对未成年人取证应该由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在场,如果不在场,也要有合适成年人在场;其二,询问女童时应该由女性司法人员询问,尽量选择孩子觉得舒适、安全的环境,以孩子听得懂的“聊天”方式询问,少用专业术语;其三,坚持“一次为限”原则,为避免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尽量少让孩子回忆不良行为过程,应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证据(后期可以打马赛克、处理声音,但可以直接提供给检察官、法官),尽量以一次询问为限;最后,询问的同时进行心理抚慰,警察问完问题后,心理老师、专家要立即跟进,最大限度削减询问对孩子的伤害。除了监控录像、言辞证据,侦查人员还应注意搜集物证,比如刺伤幼童的工具要及时收集、固定,必要时应运用技术鉴定手段证明其对幼童的伤害是否存在。

  《刑法修正案(九)》在第291条中增加一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本是一起与军队不相干的社会事件,却成为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博眼球”的良机。2017年11月23日,警方经工作将行为人刘某(女,31岁,北京人)抓获。该人对自己编造“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虚假信息,后通过微信群传播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对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悔恨。目前,刘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此前网上传播的红黄蓝幼儿园第一大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的消息,被证实纯属谣言。据警方情况通报,编造此谣言的金某、戴某某已被警方依法查处、教育训诫,两人对自己造谣传谣行为均表示深刻忏悔,并写下悔过书。

  在微信、微博、QQ群等社交平台上,网友发布虚假信息的现象屡见不鲜。网络让言论更加自由,也为某些人利用网络谣言牟取私利提供了便利。如果为了赚取关注度或点击量,故意编造发布虚假信息,以往可能最多是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几天,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了。

  虐童事件发生后,网上充满了对幼儿园、幼师的声讨之声,其中情绪化的表达较多,而缺少理智地调查和分析。人民网2017年12月5 日的文章《探访3地幼师群体:压力大收入低,最怕孩子在园出事》,发出了比较中肯和理智的声音。

  幼儿园老师作为孩子们人生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其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儿童的成长及背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应该说,绝大多数托幼机构、幼儿园,都有着规范、科学的管理,能够让孩子健康成长、家长放心托付。不过,从上海携程亲子园教师喂孩子吃芥末,到广西合浦县廉州镇小红帽幼儿园、玉林市玉州区旺卢村小天鹅腾飞幼儿园,再到北京金色摇篮幼儿园、红黄蓝幼儿园,近两年发生的这些事件,虽然都属极端个案,但无疑影响和冲击巨大,成为网上的焦点问题之一。孩子们的身心伤害,哪怕是极小的概率,都不仅需要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更应该在源头上予以防范。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孩子们头顶那一片晴朗的天空,不仅需要立法者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执法者的努力付出,更离不开全社会的智慧众筹、行动众筹。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不能仅仅只关注事件本身,还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看待法律对每一个人的影响,以及体现法律的防范功能与价值,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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